“中国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，极好地弥补了世界银行的投资空缺。”联合国训练研究所（UNITAR）执行所长萨莉·费根·怀尔斯13日表示。萨莉曾在非洲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，1998年至2001年期间，她作为联合国常驻协调员在坦桑尼亚工作。
 

　　问：您在非洲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，根据您的观察，中国在参与非洲事务的过程中有何变化？

　　怀尔斯：当我初次到非洲的时候，中国对该地区事务有参与，但力度不大。当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中国政府常常为非洲国家建造足球场。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我发现中国的参与度有所变化。中国开始进行投资，领域主要体现在资源、基础设施等方面，中国的投资规模非常大，这对非洲国家帮助很大。

　　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世界银行开始逐步减少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，转向软实力比如医疗和教育。所以此后中国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，极好地弥补了世界银行的投资空缺。

　　问：这种投资也引发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参与非洲事务动机的质疑，认为中国趁机谋取政治红利，您对此有何评论？

　　怀尔斯：我并不认同。正如中国低调地参与联合国事务，在参与全球议题的过程中也是如此。我并未觉得有哪个国家对中国参与政治议题特别敏感或紧张。联合国当下十分鼓励中国参与解决斡旋南苏丹问题，乐意见到中国政府同他们进行谈判。

　　但在我看来，除了投资基础设施，建设国际培训学院以培训当地政府官员也非常重要。通过对相关人员的培训，当地官员能知晓如何更快更好地处理事件。

　　所以我们希望中国除了基础设施也对建立上述学院进行投资。世界银行、联合国都计划在非洲建立相关培训机构。我们希望各国与联合国进行合作。

　　怀尔斯：投资越多，影响力越大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我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，有两个团体特别具有影响力，其一是世界银行；其二是欧盟。因为他们给的钱最多。但这种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。

　　我认为老一套援助模式在许多方面不够合理。当时援助者的观念是，我们有钱有知识，把这些东西给非洲人民，他们一定会接受，感恩戴德，然后按照我们要求的去做。但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模式，效果很差。因为必须由非洲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，而不能通过给予金钱强迫一个国家去做某件或许他们不想做的事。当一个国家决定改变之际，才是我们施与援手之时。如果纯粹地告诉他们必须改变或者应该怎么做是无所成效的。因为受惠国只会兴高采烈地接受金钱，然后无所作为。